为痛刹泛滥成灾的“酒席风”，余庆县不久前出台新规，要求机关干部职工办酒要报批，并明令禁止了二十余种名义的酒席(详见《贵州都市报》2月17日报道)。

近年来，“酒席风”在许多地方演变成了一种敛财手段。许多人为了收回送出去的“人情”，甚至编造理由办酒，一些干部群众因此不堪重负。应当说，余庆县的这项规定是件好事，而且有一定的“民心基础”：一是刹住这种大操大办的奢华风；二是让相当一部分人从“借钱吃酒——跟风办酒——吃酒还情”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；三是不给贪污腐败以可趁之机。

报道说，这项规定出台后，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，有拍手称快的，却也有提出质疑的。比如，关于“再婚不得办酒”的规定，就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，被认为是对“二婚”者的歧视。详加推敲以后，笔者以为，该规定确有如下几点值得商榷的地方：

一是公正性问题。正如一些群众所指出的那样，既然法律规定，人人享有婚姻自由。无论“头婚”还是“二婚”，只要履行法律手续，都是法律认可的合法婚姻，因此，每宗婚姻都是夫妇和双方亲朋值得庆贺的事，不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。

二是合理性问题。事实上，你禁止得了干部办酒，却禁止不了普通百姓办酒，而有哪位干部没有亲戚是普通百姓呢？而亲戚朋友办酒，干部总不能不去祝贺，但你总不能让干部成为“异类”——别人祝贺要送礼，干部能不送？同时，你也不能让干部只送出去，不收回来吧？

三是合法性问题。关于禁止“办酒”的规定，依据主要是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关于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该保持职务廉洁性，禁止通过婚丧嫁娶、新居搬迁等方式，大办酒席来收取钱财的”规定。然而正如一些法学专家所质疑的那样，该规定只是禁止国家公务员通过办酒来敛财，并没禁止国家公务员办酒(办酒不一定就是在敛财)，也没禁止普通百姓办酒。

最后，“禁酒令”也不能从根本上遏止贪污腐败。笔者以为，干部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，而不是在于他是否办过几回酒。因此，想通过“禁酒令”遏止腐败，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。

“办酒席”本是国人的一种民族传统，尽管它今天演变成了一种陋习，但要破除也是有一个长期的、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有关部门可以提倡节俭办酒，淳化民风，而不宜以行政或者法律手段加以干涉。